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 | JSTOR
中国翻译： 一种文化影响的媒介
张爱玲
克里斯托弗·李编 并撰写导言
克里斯托弗·李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的英语副教授。他的著作《身份的表象：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审美中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 年）于 2014 年获亚裔美国人研究协会文学批评类图书奖。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冷战时期华人离散社群中的文学思想。
翻译在张爱玲（1920—1995）的一生中占据核心位置。¹ 张爱玲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她的写作生涯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当时上海处于日本占领之下。在此后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她也大量用英语写作。她很快声名鹊起，却在 1945 年战争结束后逐渐被人遗忘。张爱玲留在上海，经历了 1949 年的共产党革命；1952 年，她迁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担任自由译者和作家，并用英文和中文写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1955）和《赤地之恋》（1956）。
1955 年，她移民美国，希望在那里建立英语作家的事业。² 然而，她基本没有成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尽管她仍在从事翻译项目，却大体放弃了这些努力。1967 至 1969 年间，拉德克利夫独立研究院的奖学金使她得以着手将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³ 随后，她于 1969 至 1972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工作内容包括翻译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大约与此同时，随着她早期的中文作品在大陆以外地区重新出版并广受好评，她的文学声誉也再度复兴。⁴
这里刊出的文本是张爱玲在 1966 至 1969 年间数次用英语发表的演讲。⁵ 这份没有标题的打字稿经编辑后首次在此刊出。⁶ 我们可以通过张爱玲与好友、著名译者宋淇（1919—1996）之间的通信，部分追溯这篇演讲的来历。⁷ 在 1969 年 3 月 6 日的一封信中，张爱玲告诉宋淇，她前一天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做了一场关于翻译与东西方关系的演讲，并引用了一小段现存于本文中的内容。⁸ 在随后于 1969 年 4 月 1 日写给宋淇的信中，她说当天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发表了修订版。据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记录，她的演讲题为 “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中国翻译：一种文化影响的媒介》）；本文采用了这一标题（拉德克利夫研究院）。
“中国翻译”试图向西方听众解释中国历史与文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次翻译实践。考虑到张爱玲以深居简出著称，这篇演讲也让我们难得一窥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许多评论者指出，她的英文写作虽然流利，却略显正式、生硬，显露出她并非英语母语者。¹⁰ 在这里，她运用反讽和幽默来表现（误）译中的荒诞，呈现出一种更口语、更松弛的声音。学者和读者或许会质疑她的某些具体主张；但更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张爱玲如何阐释翻译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汇，尤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¹¹ 她的演讲沿着这些交汇点展开，涉及晚清、民国初年、五四运动、日本入侵与占领、1949 年的共产党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张爱玲以一位热心读者的身份发言；她提到众多作家和作品，有时几乎不作解释，从而重现了她的写作所由兴起的文学环境。¹² 尽管她没有直接谈及自己作为译者的经历，却指出西方往往将中国异国情调化，同时又把中国的现代性斥为不真实、不值得关注；这些偏见损害了她在美国受到的接受与评价。
《中国翻译》触及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挑战了张爱玲不问政治的声誉。她对共产主义的反感显而易见，但她也批评台湾当局审查文学表达。在稿件中或许最令人费解的一段里——这段话后来被人手工划去——她隐晦地批评了美国化：
“五四运动为一种相当贫乏的西方观定下了基调，把西方视为导师；如今，香港和台湾也不得不成为全球美国化图景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们处境 precarious，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却不再有五四时期那种不带功利目的、探索未知的热情。想象需要空间，需要距离，也需要不受压力。”
她为什么改变了对这段话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曾在演讲中说出这些话。）她是否担心听众会有负面反应，因此预先审查了自己？这些被划去的话留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提醒：译者所处的位置并不稳固。
注释
感谢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允许我编辑并出版这篇文本，也感谢他慷慨回应我的询问。我还要感谢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杨丽莲、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艾伦·谢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埃莉诺·莱文，以及玛丽·查普曼给予的建议与支持；感谢沈思竹协助研究。谨此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的支持。
关于张爱玲的翻译实践，参见李；沈《背叛》及《世界主义公众》。张爱玲的小说《北地胭脂》于 1967 年在英国出版。近来，她在这一时期用英文写作的两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重新受到关注并出版。
张爱玲的译作于 2005 年在她去世后经编辑出版（韩）。
中国大陆的读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得以接触她的作品。